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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复对卢梭的批判
关于严复对卢梭的态度,学术界曾一度认为严复早年追求进步,认同卢梭的“天赋自由”论,戊戌以后渐入颓唐,转而抨击卢梭.随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看法逐渐得到改观.学者逐渐认识到,尽管严复肯定了卢梭的某些观点,但总体而言,他对卢梭的“天赋自由”一直持有批判态度.这无疑跟革命派的鼓噪有关,最典型也最为人所周知的,便是邹容的《革命军》.书中,邹容依据卢梭《民约论》指出,“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无所谓臣也等后世之人,不知此意,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寇、巨盗,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并以此号召革命“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批判卢梭和法国大革命,亦如同于清算清季革命派,这符合严复一贯的政治立场.
除去政治立场,亦有学者指出,这跟严复的西学背景有莫大的关系,他基本是站在英国功利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边反对卢梭.应当说,这个观点是富有见地的,但当中仍有问题需要澄清.
一九○一年十月,梁启超撰写《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将卢梭、斯宾塞二人分别划入“平权派”和“强权派”.前者主张“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等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而后者则主张“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等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这个看法和我们今天对卢梭、斯宾塞的认识大异其趣,却和严复的观点殊无二致.严氏正是以斯宾塞“社会有机体”比附甄克思“军国社会”,并以此批判卢梭“民约论”.
在一九○五年的《政治讲义》中,严复指出：
而斯宾塞亦云,人群者,有机之大物等其始由蛮夷社会,而入宗法.宗法既立,欲有以自存于物竞之中,于是变化分合,往往成有机之大团体.又或以宗教崛兴,信奉既同,其众遂合.而以战争之故,有部勒署置之事,而机关亦成.此谓宗法、神权二种国家,方其起也等至于历久之余民,识合群之利,知秩序之不可以不明,政府之权不可以不尊,夫而后有以维持其众也,于是公益之义起焉,保民之责重焉.而其立法也,乃渐去于宗法、神权之初旨,而治权独立,真国家之体制以成.
和斯宾塞、甄克思不同,霍布斯、洛克皆主张“国家未立之际,人人自立自由,各不相管,如无所统摄之散沙等此论似之,但惜其非事实耳”,二人“皆不悟人群先有宗法社会”.在一九一四年春发表的《〈民约〉平议》一文中,严复又指出,卢梭之《民约论》,以郝伯思（按：霍布斯）、洛克为先导,正所谓“民约之义,创于郝而和于洛,卢梭特发挥昌大之而已”.三人之“民约论”虽然各有不同,但究其实质并无根本区别.批判霍布斯、洛克之说不符合事实,即等于批判卢梭之说不符合事实.三人之中,卢梭之说尤为玄远,危害尤烈.
在《〈民约〉平议》一文中,严复首先指出：“中国老庄明自然,而卢梭亦明自然.明自然,故皆尚道德而恶礼刑.彼以为民生而有困穷苦痛者,礼刑实为之祸首罪魁焉.”进而又将卢梭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点,并逐一展开批判：
（甲）民生而自由者也,于其群为平等而皆善,处于自然,则常如此.是故自由平等而乐善者,其天赋之权利也.（乙）天赋之权利皆同,无一焉有侵夺其余之权利.是故公养之物,莫之能私.等（丙）群之权利,以公约为之基：战胜之权利,非权利也.凡物之以力而有者,义得以力而夺之.
三点之中,（甲）为前提,（乙）、（丙）为推论,其核心即“民生而自由”,享有“天赋之权利”.在严复看来,“天赋自由”或曰“自然权利”,有类于老、庄之说,其不仅有违历史进化之道,更可能导致绝弃“礼刑”,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张目,从而危害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休谟也曾指出,即便思想家所设想的“原始契约”真的存在,也于史无征.“它既没有写在羊皮纸上,也没有写在树叶或树皮上.”“可以设想,它由于年代久远,也早不为现代人所知.”这种“契约”当然不可能真正对今天发生效用,人们服从于权威,并不是由于什么“原始契约”,只是由于习惯.和休谟一样,严复注意到了权威和服从是历史积淀的产物,绝不可能出于什么“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和“原始契约”.
又,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则指出,尽管霍布斯的“利维坦”貌似强大无比,但其产生于自然人的约定,实乃保全个人自然权利之工具.这意味着,在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者那里,个人始终优先于国家.这在根本上是有违国家之主权者地位的.准此而论,严复对“天赋权利”（自然权利）的批判,不可不谓极富洞见.然而,一个根本问题却是,“天赋权利”（自然权利）符合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本意吗?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过“天赋自由平等”吗?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只有征之于卢梭本人的著作,才能得到答案.
二、《社会契约论》第一章“题旨”绎读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共分为四卷四十八章,美国学者吉尔丁发现,除去第一章“题旨”和最后一章“结论”,正文四十六章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即“一、绪论”,“二、社会契约：主权者和公意”,“三、立法者”,“四、政府”,“五、主权人民和政府”,“六、制度支持”.其中,最后一章“结论”没有实质内容,而第一章“题旨”虽然只有两段话,却总括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写作意图.通过绎读第一章,可解答前文遗留的问题.
第一段：“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本段第一句话就极易引起误解.单独抽出这句话来看,卢梭似乎是在控诉专制政府桎梏了人天生自由的权利.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正是据此要翻政府,以恢复人的自由平等状态.诸如刘师培就从这里得出“原人平等说”,以张其无政府主义之道.无疑,卢梭在《爱弥儿》开篇就说,自然之物总是好的,“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下简称《论不平等》）一书中,他更是把自然状态描绘得尽善尽美.这些似乎都坐实了近代革命派的解读.卢梭曾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的缔造者.”这更“证明了”严复批判其“人人不得有私产业,凡产业皆篡者”的主张是对的.然而,这里却有一个不易察觉的矛盾—人类文明起源于私有制及阶级分化,等于否定了人类文明是由自由平等的契约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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