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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之交的冬季,韦伯对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就志业问题做辅导,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在演讲中,他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隐喻（其实质就是启蒙的隐喻）做了深刻而形象的诠释：一群人被铁链锁在山洞里,面向石墙,光的源头就在他们身后,他们却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射在石墙上所显现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终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转过身去,看见了太阳.目眩神摇之下,他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讲出来.别人都说他疯了.渐渐地,他习惯了用眼睛去注视这道光源,然后,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群中,引领他们走向光明.这个人是哲学家,而太阳代表学问的真理.
这是韦伯面对欧战刚刚终结、德国战败的政治现实发表的演讲,其隐含的意味在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中可以找到相似的轨迹.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铁屋子”的比喻和这个洞穴隐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柏拉图洞穴隐喻中的象征真理的太阳,在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心目中就是“西方”（尽管这个西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象和代表）,甲午之后,“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而传统中国面对政治和社会危机往往是诉诸三代之治的历史想象和四书五经等经典文献.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转身之中,报人群体取代了柏拉图隐喻中的“哲学家”群体,成为现代中国启蒙的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一方面,是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之中,知识人因科举制废除和王权崩解而日益边缘化；而另一方面,是从传统士大夫脱胎而出的新式知识人通过张灏所言的制度性传播媒介、新式学校和新式社团,在晚清民国集聚了巨大而复杂的政治能量和思想力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似乎成为梁启超、严复、胡适、储安平等知识人的文化自觉,直到一九二二年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政论家和政党》还在标举“监督政党的政论家”式“文人论政”的文化理想.
可以说,文人论政和报人报国是理解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视角之一,刚刚翻译成中文的加拿大学者季家珍的《印刷和政治：〈时报〉和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处理的就是这样一段清末的启蒙故事.《时报》创刊于一九○四年的上海,终刊于抗战发生之后的一九三九年,是晚清民国上海一份重要的综合性日报,尤其是清末这段时期一度是舆论政治之中心,梁启超、狄葆贤、陈冷（后任《申报》主编）、包天笑（可见《钏影楼回忆录》）等都是《时报》的主事者和重要编辑、作者,报社内安置的息楼一度是上海文化界人士聚会的重要公共空间.《印刷和政治》从“新兴中间阶层”（其实也就是新式文化人和受教育者所代表的社会中间阶层）这个视角出发,通过对报刊文本的细致梳理,完整地展现了清末这些新式知识人面对内忧外患的时代状况,通过援引西学、嫁接传统、建构宪政和想象民间,试图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古老中国引领向光明西方的启蒙故事,同时也将其自身所表征的所谓中层社会视为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协商平台.在我看来,贯穿全书最核心的焦点就是现代中国的新式国民的生成问题,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言的“立人”或者说“改造国民性”问题,而“立人”问题和“立国”问题牵缠到了一起.所谓“立人”和“立国”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个人的翻身和国家的翻身成为 并峙的同构过程,而现实生活中的民众则更多呈现出来的是阿Q式的无知无识形象.在整个清末民初的舆论政治中,人民就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被文人精英仰视甚至膜拜的对象,人民成了上帝；同时又是一群不知现代政治为何物的群氓,需要通过启蒙、灌输等各种方式去唤醒他们的政治参和意识和自治能力,就此而言,人民又是被文人精英所俯视甚至鄙视的.
通过对《时报》上对清末各地民变等社会冲突的报道和分析评论的再阐释,季家珍指出改革派报人所提供的关于这些骚乱的报道和评述表现了他们对于普通民众富有张力的一种态度.这种张力表现为他们社会立场的模糊性和矛盾性,是他们作为新式知识分子肩负双重角色的两种合力的产物,他们一方面是信奉平 义的改革者,另一方面又长期是精英主义者.季家珍敏锐地捕捉到了《时报》编辑、记者和作者面对底层民众的这种复杂心态：“新式出版人包罗万象的、具有改革启发性的议程,和面对百姓时家长般的姿态并存,从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反映了报人们的态度,从温和的关切到屈尊俯就和轻蔑,这种精英主义的倾向在报人们的政治野心中是固有的.报人们坚信政治变革是以民众政治行为的改变为前提的,报人们从一种未明言的假设出发,认定自己是唯一有能力设计和实施这种改革的人.他们自发地为那些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代言.”而这些没有受教育的底层民众或者说百姓,在《时报》的改革话语中就会被阐述成为目不识丁的“ 社会”或“下等社会”,成为匿名的、不可知的,且往往充满畏惧的“民”,他们从未参和过政治或权力,却常被儒家和改革派的政治社会话语所援引.上等、中等和下等社会的划分,就成为现代中国启蒙者进行社会想象甚至宪政 想象的思维惯习,比如李书城就曾在《湖北学生界》撰文指出学生群体应该成为中间阶层或者说中等社会的重要性：“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中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上等社会既误于前,崩溃决裂,俱待继起者收拾之.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大陆之上,毋使一误再误,终罹亡国之祸,以为历史羞.前途茫茫排山倒海之伟业,俱担荷于今日学生之七尺躯,则对上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如何使尽其天职,必养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后能为世界之大国民,以立于万马奔腾潮声汹涌之竞争场而不踣.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针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
和此同时,《时报》的作者们又将 社会想象成一个蕴藏着巨大能量和可能性的历史主体,孱弱中国走向富强中国必须依赖这种力量的觉醒和民众的觉悟.季家珍通过对《时报》的文本研读发现,报人们的努力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的,即：民众能够从政府的对象被改造为政府的主体；能够从依赖政府而被改造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因此,报人们推行一系列开启民智的方案,包括国民教育、公共*的新规则以及全民政治化.报人们深信,一旦民众被启蒙和鼓舞,他们一定是国家凝聚力的来源,也是国家强盛的驱动力,只要他们被灌输了国家至上的价值观、奉献于集体主义的精神,以及活力和决心,他们一定能够重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并成为强有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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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时报和启蒙迷津为关于启蒙迷津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迷津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