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的尴尬处境》：该文是关于辛亥革命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摘 要：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缔造者、先行者,为实现中国、富强奋斗不息,其伟大的历史形象将永载史册.但是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因同盟会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山头林立,大有各自为政之图,其领袖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诸多挑战.孙中山归国后,尽管暂时表面上平息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的分歧,出任临时大总统,可并未真正调停革命党内部派系之争.结果,在南北和谈的大背景下不得不主动放弃政权,拱手送与袁世凯.
关键词：辛亥革命 孙中山 同盟会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2-67-72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它直接停止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步伐,促使中国社会朝着共和的方向发展.社会急速变革并未经过充分准备,武昌起义一发不可收拾,也远远超出革命党人特别是其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预期.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在推动社会变化发展方面功劳不小,但是也直接影响了革命党人心理变动,论功排辈还是论资排辈?这就成了搅乱同盟会并不坚强的内部阵线.如果说革命刚刚成功,革命党人还未顾及这个问题的话,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由一省而发展至全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于是,黎元洪、黄兴的矛盾日益上升,谁是大统领,谁是大元帅,悬而未决.而革命派内部的勾心斗角远不止此,这无疑将直接影响辛亥革命全局的发展.有识之士为之忧心忡忡,调停折冲,暂时消泯因争领导权而出现混淆阵线的思想.即在此时,孙中山也从美国辗转欧洲然后归国,开始了其人生中事与愿违的尴尬处境,其政治诉求由激首昂扬转至为别人做嫁衣,政治心理由兴奋而逐渐失落,最终不得不放弃政权,拱手相送与袁世凯.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归国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尴尬的处境?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为什么会遭到挑战,孙中山的心路历程如何?这些疑问目前看来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往的研究无论是宏观的抑或是微观的层面,大都未有把注意力集中于此,亦可能是为尊者讳的缘故,避重就轻,寥寥数语,导致人们对这一问题仍然知之不清.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弄清历史事实,现拟就这一向被遮遮掩掩的问题进行再探讨,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未直接领导武昌起义成为日后处境难堪的基础
自从兴中会建立之后,孙中山逐渐开始了毕其一生而奋斗的革命历程,虽然成为清廷通缉的对象,但也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国内声誉,成为革命同志公认的领袖人物.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为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人生目标,发动数次武装起义,大都因准备不足或者起义前遭泄密而失败,但孙中山并未气馁,而是屡败屡战.可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黄花岗起义,更是孙中山几乎孤注一掷的努力一搏,准备可谓充分,很多留学生即所谓革命党之菁华参与其中,可最后仍是一败涂地.这让孙中山感到心灰意冷,不得不做从长计议,于是,辗转国外,以待时机.
可惜的是,几乎一筹莫展的孙中山在国外并未有多大成绩,原来一直表示愿意支持革命的华侨和革命志士,亦开始对孙氏之能力表示怀疑,对孙氏再次要求筹饷革命的意图,大都应之寥寥.正当孙中山还在为革命前途积极奔波之时,亦即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的第七个月份,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打响了,并且进展极其顺利,乃至全国景从.获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之后,孙中山多少有些吃惊,迟疑,但惊愕之后即是欣喜若狂.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当刮目相看,凡我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1]p5441911年10月31日,当了解到革命党人已经推举黎元洪出任,对此很有不屑一顾之感,他在致咸马里的信中这样说道：“黎元洪等是难以解释的,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持久.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1]p544显而易见,孙中山从美国急于归国的目的就是想直接领导辛亥革命,以顺应历史潮流,但此时他并不了解当时国内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获取有关国内更多的信息,加之身边随从人员对国内革命形势的研判,孙中山渐渐感到形势的发展并非遂其所愿,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并直接影响中国革命走向并非易事,先前的归国热情开始遭遇冷水泼头.可是孙中山又不想放弃对辛亥革命的领导权,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之后,决定暂缓回国,因此滞留欧洲,避开国内锋芒,以缓和可能引起的革命派内部矛盾,伺机归国.
其实,领导权问题是孙中山紧绷的一根弦,是其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问题.早在辛亥革命前,针对革命领导权问题,孙中山就与其他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间矛盾愈深,罅隙愈大,如因《民报》办刊经费问题与章太炎的关系恶化,其中固然不乏章氏书生气派、自命清高之嫌,但是孙缺少作为领导者的宽洪大量以及坦白做事风格亦遭到不少革命志士之猜忌和不满.与陶成章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争夺领导权问题,后来陶氏主动妥协,表示“与中山先生取团结一致的态度”.[2]革命尚未成功,兄弟阋墙,加深了同盟会内部危机.此外,孙黄矛盾、孙宋矛盾也悄悄滋生.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大家都暂时摒弃前嫌通力合作,孙中山亦是希望革命党都能够接受其领导,但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即是武昌起义发生之时,其并不在国内,令已经掌握领导权的湖北集团、江浙集团听从其领导,怎么能够说得过去?谈何容易！尽管孙中山激流勇进,可是毕竟难以做到有理有据.
还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那即是孙中山的革命策略问题.孙中山在其先前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把革命的重心放在两广,对于中部同盟会志士提出的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的设想并不重视,这令湖南、湖北革命集团十分不满.一些人对孙中山注重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并且将华侨所捐的钱物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的战略十分不满.1910年夏间,在的革命党人讨论将来发难地点问题时,湖北籍同盟会员杨时杰就主张在武汉举行起义,并一一说出在武汉举事的优点.这年秋间,他回到武汉,在与另一湖北籍同盟会员杨玉如谈起此事时亦说：“这几年孙总理、黄克强等专在沿海几省,靠几处会党,携少数器械,东突西击,总是难达到目的.我们长江的党人都想从腹地着手.尤其是我们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干起来”.杨玉如赞同他的观点,说“我们湖北居长江形胜,有炮厂,有官钱局,饷充械足,新军知识又高,易受运动.”[3]再后来,谭人凤、宋教仁等都主张要把长江流域作为革命活动的中心,并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活动的总指挥机关,但最终孙中山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结果是一向不被孙中山看好的长江流域率先举起辛亥革命大旗,并屹立不倒,而且影响甚众.这完全出乎孙中山的意料.由此而言,要让已经在起义中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湖北、湖南革命集团乖乖听话,恐怕并非易事.
辛亥革命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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