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梁启超流亡生涯革命到立宪转变(下)》：本论文可用于梁启超论文范文参考下载，梁启超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立宪到排满的政治转变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今山西大学的始创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用中文翻译出版了麦恩西《十九世纪史》一书.除了宣传西方的科学成就,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在最近60年蒙受外国战争、赔款和反复侮辱的原因?
这个问题正是康、梁等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100年来试图寻找的关键.既然现实的世界中,“上帝正在通过铁路、轮船和无线电削弱各个民族间的防御,以便大家作为一个家庭的兄弟生活在和平和幸福之中”,中国如何成为具有此身份的一员是问题的关键.
梁启超和西方的第一次间接接触是拜康有为为师,和西方的直接接触伊始则是给李提摩太当中文秘书.从康有为的“公平三世”说中,梁启超提炼出科学、 、繁荣和和平的思想.此时的他关心中国文化的声誉是否会被那充满力量和朝气的西学打翻在地.
他担心如果自己在宣扬从社会走向国家的道路中,一旦失去了他所谓中国人最缺乏的爱国主义——过去中国人有的不过是忠君的思想——中国人将失去自我,忘却自己国家的价值.他描绘说,那时有德行的人为谋求生存而成为外国人的雇员,堕落的人为了颠覆自己的国家进一步成为民族的叛逆等这一切不啻是一则令人震惊的预言.
一个民族只有不失去自己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确实是来源于这个民族的历史时,她才可以独立于世.所以在西学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初极为看重的,是必须行动起来,保护中国的民族特点.否则当一个民族的特点被清除时,这个民族也就死亡了.
这是梁启超和老师康有为的共同之处.他们意识到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点,以证实中国的衰败不过是没有坚持孔夫子的正道而走上被人篡改的邪路.这正是康、梁试图依靠皇帝进行改革的根本动因.他们宁可谴责国家的腐败,却不谴责导致这一腐败产生的 制度.这并非是一种传统的奴性,而是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国家在精神信仰上的崩溃.
然而在日本的游历和学习终于让他开始意识到这其中难以解决的悖论.他和老师康有为看来完全可以实施的、不否定专制皇权的变法,竟然依旧被实质的专制者视为死敌.
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看来,依据国际政治实例,效仿西学变法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过去落后的日本和被欧洲鄙夷的俄罗斯在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的改革下迅速成为世界强权.相反那些具有光辉历史文化的古老国度,中欧的波兰、亚洲的印度,早已成为列强蚕食的肉糜.
一位目睹了戊戌变法过程的人曾经记载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看到的非理性和几乎是儿戏.“康、梁之案,新旧相争、旗汉相争、英俄相争,实则母子相争.”慈禧和光绪的权力斗争固然愚蠢,但对于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洲统治阶层而言,最大的威胁乃是汉人,康、梁的君主立宪梦想根本就是一厢情愿.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以悲惨的毁灭证实了这个观点.在中国统治阶层看来,历来未有攻克首都而不改朝换代者.此时西方列强3次攻占北京,却只要赔款不要政权.
八国联军侵华时梁启超虽然不在中国,他却意识到,西方列强不是历史上袭扰中原的匈奴、突厥、女真,也不是彻底征服汉人的蒙古和满洲,它是一个不可能被中原文化同化的强大对手.
自秦汉以降,数千年中国历史是一部君民博弈的历史.统治者的驾驭之道,无非“镇压”和“愚民”.对历代中国 政权而言,最大的威胁永远来自民众而非海外.
在梁启超看来,“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国家危亡之际,满清竟然仍惧汉人以变法得政权,更听信俄国人的谗言,认为变法后的中国必无满人天下,这无非是宁信洋人不信家奴的实证.而清廷的洋务运动看似要着力抗御外侮,其实却“专以屠戮国人为能事”.
继承《孟子》民本思想的梁启超(他否定的是《苟子》一脉)自然认为：“故政府之视民也如盗贼,民之视政府亦如盗贼；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从日本展开来的视野和进步,让梁启超意识到一个无能无德的政府若不改变,国家绝难转危为安.
“中国之地不贫而国贫,中国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现象也.然而其贫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实作梗作弄于其间.吾国民但当求得魔鬼所在而祓除之.”这魔鬼在此时旅日的粱启超看来,就是清廷.
梁启超曾经谈到一件事.某国公使说,醇亲王曾经对自己表示,中国军队只是为了“防家贼”而“非为御外侮”.由此观之,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和国之欢心”岂止是一介妇人的褊狭,完全是整个清政权数百年来全部心事.刚毅说的更加 裸：“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和家奴；朋友谓俄国,家奴谓汉人也.”
对“家奴”的百般提防,如何能让这些从不乏爱国情怀、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得到为国效命的机会?康有为考秀才3次失败,考举人6次不中,历经18年.梁启超虽然17岁之年就已考中举人,但和他的老师一样,不但缺乏在仕途上升迁的任何机会,且直到清覆灭都为清廷所通缉.
梁启超此时对于君权的仰赖转变为怀疑和否定,也开始让他和康有为产生裂痕.对于梁启超开始提倡的“革命”、“排满”论,康有为深不为然,屡次责备.然而梁启超已经清晰地在自己的寓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借用主人公李去病的一段话表明了自己关于政权和国家,统治者和人们之间的新看法：“我也不是一定和什么一姓的人做对头,只是据政治学的公理,这政权总是归在多数人的手里,那国家才能安宁的.但凡人类的天性,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别人的利益为后,所以主权若是在少数人,一定是少数的有利,多数的有害；主权若是在客族,一定是客族有利,主族有害.”
为此梁启超办了他在日本的第一份报纸《清议报》,抨击清廷的腐败、昏庸、卖国和 .“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 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他同时也认识到,即便某日归政皇帝,而“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不能行其志也”.
至此,在梁启超看来,“排满革命”才是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和康有为的矛盾
1899年12月19日,从横滨出发前往夏威夷之前,梁启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吾于日本,真有第二个故乡之感.”此时在日本以东,世界上最有朝气的国家也吸引着他.在夏威夷保皇会的邀请下,粱启超前往访问美国.美国新闻界洞悉梁启超来访的目的.报纸用煽动性的句子描绘海外华人的期待.
“大共和国的梦想,使全部唐人街颤抖.”
“梁启超借助于描绘新中国,唤起潜在的爱国热情.”
虽然这次夏威夷之行因为岛上的疫病一度受阻,但此后经几个月岛上的旅行回到日本后,梁启超开始更深刻地认识世界.
多年后梁启超曾如此评价“公车上书”运动：“中国之‘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从实质上看,他所谓的群众,不过是这个国家总人数极少的文人儒生.绝大多数还是被排除在帝国统治阶层之外的失意者.政治运动的方式则是自上而下,而非西方概念中群众性运动的自下而上.
梁启超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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